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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時間: 2010-02-16      瀏覽次數:2190次
優秀民營企業變騙子公司 墮落軌跡折射融資難題
關鍵字:金融詐騙 民營企業 融資

2010年02月16日 17:44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瞭望》文章:大圣騙局之痛

 

    一個被寄予厚望的民營企業的墮落軌跡,折射出民營企業融資的老大難問題

 

    蘭州友誼賓館開門待客以來,沒有在如此短的時間里接待過如此多的老人。

 

    他們進入賓館的目的地非常統一——二樓左轉的208房間。這間熱鬧異常的房間,是蘭州市政府和辦案警方設立的調查取證登記點,目標人群是甘肅大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法集資受騙群眾。

 

    自2008年3月立案以來,被稱為甘肅“龐氏騙局”的大圣公司涉嫌非法集資案目前仍處偵查階段。《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從警方獲悉,除法定代表人、董事長齊進軍非正常離境未能歸案,涉案人數、金額待精確統計外,該案輪廓已基本清晰。

 

    截至目前,在2005年到2009年長達四年的時間里,大圣公司以出售公司股票和集資建房、建廠的名義,以高達8%~15%的高額利息回報為誘餌,吸收3300多人上億元集資款。其中包括立案后繼續集資近2000萬元。

 

    隨著案情的清晰,許多當地民眾與受訪專業人士,對企業融資活動的監管與預警體系表示了質疑與憂心。

 

    引發更多反思的是,一個被寄予厚望的民營企業,最終演變成了一個人人喊打的“騙子公司”,其墮落軌跡亦折射出民營企業融資的老大難問題。

 

    大圣版“龐氏騙局”

 

    警方調查分析發現,大圣公司的詐騙手段只是一種古老和常見的投資詐騙,即八九十年前意大利裔美國人查爾斯·龐齊發明的“龐氏騙局”,以高資金回報率為許諾,騙取投資者投資。

 

    2005年5月,大圣公司以股票即將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上市后可獲高額回報,購買股權還能獲得每年7到17個百分點高額分紅為誘餌,以每股2.6元到6元價格向社會不特定公眾銷售公司股權;2007年4月2日,以大圣花園二期經濟適用房建設為名,以免費游覽、聽講座、實地考察公司辦公場所等形式拉攏集資人,以8%、12%和14%不等的1到3年期集資利率為誘餌向社會不特定公眾集資……

 

    在高額回報的誘惑下,大量公眾尤其是老年人把自己的積蓄“投資”到大圣公司。

 

    據了解,2006年底,蘭州警方即發現大圣公司違法行為。2008年2月,甘肅證監局的監察表明,大圣公司一直未停止向社會不特定公眾非法出售股票的行為,受害群眾眾多。

 

    2008年3月26日,甘肅省公安廳經偵總隊依法對大圣公司立案偵查。

 

    立案并未及時中止非法集資的繼續進行。2008年4月中旬,大圣公司在沒有新廠房建設項目的情況下,以擬建新廠房為名向社會集資,并承諾一年期利率為13%。

 

    2008年5月19日,大圣公司非法集資案被公安部列為部督案件。企業董事長齊進軍隨即被限制出境,但后來在北京非正常離境。

 

    許多集資者稱,他們直到2009年年中才得知大圣公司因非法集資被查封的消息。

 

    據調查取證登記點的統計,截至目前,被騙報案群眾已經達到3300多名,涉及金額上億元。

 

    受騙群眾成不穩定因素

 

    去年11月底,蘭州市政府和甘肅省公安廳召開新聞發布會,聯合通報大圣公司涉嫌非法集資案偵辦情況后,設在友誼賓館的調查取證登記點就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而實際從10月開始,這個接待點就已經開始工作。

 

    接待點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自正式設點之后,聯合接待點每天接待的涉案群眾少則數十人,多則一兩百人,有的群眾甚至連續數天一大早跑到接待點,到得比工作人員還早。

 

    一名辦案民警介紹,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受害者多是不明真相的離退休職工、中老年群眾,經濟負擔能力脆弱。

 

    大圣騙局的暴露使盲目相信大圣生物公司、期待高額回報的“投資者”們深受打擊,受騙上當群眾隨即成為不穩定因素,開始四處上訪。蘭州市西固區一名將一生積蓄投入到大圣公司的老人王菊琴的死亡,被集資者們傳成因聽到大圣公司集資是詐騙的結果之后死亡,群情激奮。

 

    甘肅省公安廳經偵總隊負責人給本刊記者提供了一份10月份受騙群眾上訪清單,10月13日,30余人到蘭州市政府和甘肅省委招待所寧臥莊上訪;15日,40余人到市政府上訪;19日,40余人到寧臥莊上訪,20日30余人,22日30余人……一些人員還利用網絡、手機短信等方式聯絡受害群眾揚言進京上訪、圍堵公路、鐵路等。

 

    而就在記者發稿前的幾天,還有涉案群眾打通記者電話,情緒激動,言辭激烈,聲稱政府需要負責任,企業法定代表人非正常出境是政府包庇的結果,他們還要采取各種方式進行抗爭。

 

    現實難題下的墮落史

 

    有關資料表明,民營科技企業大圣公司由甘肅大圣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作為主要發起人,聯合多家公司、高校等共同出資組建,于2002年9月經甘肅省人民政府批準,公司注冊資本金3208萬元,主要從事AM生物菌劑的研發生產和銷售。

 

    大圣公司成立以來,頭頂多項國家級、省級優秀民營企業光環,成為當地著名的“高科技公司”?,F年43歲的公司董事長齊進軍是甘肅省慶陽市人,擁有省政協委員、區人大代表等頭銜,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辦案單位負責人介紹,齊進軍當過鄉農業技術推廣站的站長、甘肅農業學校食用菌中心副主任等職務,根據公司現已被控制的高層交代,大圣公司在成立之初,確實有技術又有想法。

 

    盡管如此,大圣公司卻因經營問題一直虧損。辦案單位介紹,重要原因之一即融資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產品銷售始終沒有打開局面。

 

    根據警方調查,在非法集資前,大圣公司幾乎所有的廠房等固定資產均已經用于向銀行抵押貸款。在連續數年虧損的情況下,大圣公司如果再找不到融資的渠道,必然將面臨關門的命運。

 

    而大圣公司組建前身的一起收購行為,成為了大圣公司資金鏈斷裂的關鍵一環:1998年,大圣公司前身整體收購了國有破產企業原蘭州安寧食品廠。此舉被大圣公司宣傳為“妥善安置了下崗職工及破產企業在職職工,補發了離退休人員的拖欠工資160萬,解決78名離退休職工的養老問題,使一個破產企業重新走上振興之路”。

 

    本刊記者在安寧食品廠采訪時,食品廠原工人、現大圣下屬物業公司物業人員李蘭平卻說法有異:“大圣公司收購后,最長7個月時間沒有給我們轉到大圣公司的工人發工資。1998年12月開始,我們工人開始上訪。”

 

    另一退休職工張秀蘭也表示,企業被大圣公司收購后,安排工作等承諾都沒有兌現。

 

    在資金鏈緊張的壓力之下,向民間融資成為大圣公司的現實選擇,但手段卻屬非法。

 

    據調查,自2005年起,大圣公司與流轉陜西、甘肅等地專職從事非法集資的一團伙勾結,不斷編造各種所謂的“投資項目”,雙方按68%和32%的比例瓜分集資款。

 

    在“專職化”的操縱下,最終,甘肅省13個市州,及青海、新疆、河南、山西、江蘇等省3300余名群眾上當受騙。

 

    “最厲害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有車拉來一些老年人。”張秀蘭說。

 

    老問題期待新辦法

 

    據辦案單位介紹,經過全面了解,大圣公司在設立之初,對于企業發展還是有著很多的想法,對企業的將來也充滿信心。然而,企業資金鏈的最終斷裂,加之齊進軍個人的錯誤選擇,終于走上了集資詐騙的道路。

 

    華龍證券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曉峰認為,大圣公司最后的墮落,反映出了公司對融資的急迫,并最終通過極端的方式反映出了民營企業融資難題。也正因此,一個前景被看好的企業,最終將融資作為了公司的主業,而本應作為主業的生產和研發,卻被放到了次要位置,最終導致公司成長乏力。

 

    “這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個非常重要的警示。無論融資多困難,企業負責人必須樹立主業的意識。”吳曉峰說。

 

    蘭州大學社會與經濟發展研究評價中心副主任林柯表示,民營企業融資難在世界各國也是一個普遍狀況,近年來我國的一些民營企業因為遭遇融資難的問題,最終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盡管目的、手段千差萬別,通過正常、合法渠道難以融資則是這些企業的共同點。

 

    林柯稱,盡管近年來我國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從目前情況看并不理想。遭遇的問題還是老問題:一是中小企業固定資產比較少,可以向銀行抵押的東西少;同時,我國的企業信用缺失問題仍然比較嚴重,企業信息公開不足的問題在民營企業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

 

    “在這種情況下,在謀求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強烈沖動下,以一些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非法集資、金融詐騙案件仍將是該類案件的主要形式。”林柯說。

 

    林柯認為,競爭之下,政府沒有必要為民營企業的經營不善買單。但是,創造條件讓真正有前景的民營企業能夠通過多種渠道解決成長過程之中的資金瓶頸,仍是當前政府需要更好解決的問題。

 

    吳曉峰也表示,資本市場的建立和完善,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出路之一。當前創業板雖然已經上市,但目前門檻仍比較高,其中的幾個重要限制是必須屬高科技企業和高成長企業。對于許多成立時間較短的民營企業而言,這兩個門檻仍然是高不可攀。

 

    受訪專家建議,金融服務機構的發展方向應盡快實現多元化、多層次和立體構建,使中小企業能夠尋找到更多的融資渠道。同時,對一些非銀金融機構的支持與發展應當加快。目前沿海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一些針對中小企業的基金、風險擔保公司,這些機構一方面規模小、身份問題仍有待解決,另一方面只是出現在沿海地區,作為緩解民營企業融資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民營企業發展仍是遠水難解近渴,國家有關部門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注。